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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伊布纳认为，当代中国虽然有自己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独特政治结构和传统文化，但是中国社会也已经迈入了功能分化的演化轨道。

除了口供和证言，书证和推论也是有效的证据形式。其次，这一检验法自身也契合一项公理性的法治原则——无罪推定原则。

就这三个基本，提供三点现行法依据：一是刑事诉讼法关于未出庭证人证言效力的规定。d.证据的补强——得到补强的证据更为可靠，而如果证据越可靠，则越没有理由排除证据。包括对应当限定适用条件的情况亦未限定。不过，专业法官适用单一证据定案法则时可能更为慎重，因为他们不具备陪审团裁决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证明力取决于个别存在的单个证据、离散式的系列推论。

或经审查证人类型特点后，法官可对证人作证可能引起的误导风险提示陪审团。在2010 年7月13日的NJ 2010/ 515号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在判断《刑事诉讼法》第342条第2款中规定的最低证据要求是否得到遵守时，法庭应当在判决书中作出具体说明。[5] 田中二郎《行政法的基本原理》（1949年），参照58页以下。

[13-1] 由柳濑对辻作出的回答可知，从法的支配原理出发对日本行政法学的批判并没有彻底结束。从别的方面来看，这种情况也表明，日本的法治主义根基尚浅，还能够为之提供新的材料。[44-1] 笔者提出的行政过程论（盐野宏行政过程总说，盐野·行政过程与其统制[1998年]，3页以下）也有在此方面进行尝试的一面。例如，在日本国宪法下代表性的行政法教科书田中二郎的《行政法总论》（1957年）中，法治主义与民主主义、福祉国家、司法保障一同被列为现行行政法的基本原理之一（190页）。

虽然如此，这些国家在转移政策重点的时候，却没有展开法治国家和法的支配之间的转换或者说大陆法和英美法之间转换这种形式的讨论。[29] 针对笔者的想法，奥平康弘·宪法裁判的可能性（1999年）223页提出：实在不能设想 ‘程序的法治国'说以及作为其观念的‘程序的法治国'能发挥裁判规范的作用，这种学说，以根据‘程序的法治国'观念保障每个市民的权利（主观的法）作为第一要义，我不这样认为。

不过，美浓部是在以法治行政原则为标题的项目中使用法治主义原则的，在说明过程中，法治主义和法治行政（的原则）作为同义使用。[33] 同样的情况也可用于对改正行政事件诉讼法的评价。[41] 关于行政程序法中行政立法程序的位置问题，参照盐野宏行政程序法制定的道路（1992年），盐野·法治主义的诸相，241页以下。[7] 田中前揭注[5]，244页以下。

[1]就法治主义而言，此种内在的检讨虽然必要但还不止于此。[24]这种状况表明，法治主义不仅是行政法的理念性概念，还能够作为行政法教义学中的核心法律原理存在。另外，无论是源于现代行政的要求，还是与日本的行政风格相关联，在行政实务中被灵活运用的新的行政手段，如行政指导、公布制度、给付拒绝等，从法治主义观点出发都可以进行批判性的检讨。基于对法治主义的多方面特性所持的兴趣，笔者在1992年发表了以《法治主义的诸相》为题的论文，在1996年发表了以《法治主义的现状与课题》为题的论文。

[13-1] 辻·柳濑争论之后，田中二郎在个别论文中也对法的支配进行了和教科书不同的积极说明。[33] 阿部泰隆《行政救济的实效性》（1985年）前言指出：行政救济制度是权利利益受到违法不当的行政侵害的平民最后的庇护所。

周的论文为纠正（改正前的）行政事件诉讼制度构造的缺陷，在法的支配之下检讨行政诉讼应当呈现的状态，与分析法的支配的意义一起，在提出从诉讼对象和诉讼方法两个方面来考察是必要的基础上，认为对前者应当下决心按照接受审判的权利的要求，关于后者，则建议并用直接全面审查模式（现行日本法制）和直接限定审查模式（美国司法审查制）。这期间，在国家的信息公开法制定过程中，可以明确的是，也有从与知的权利存在表里关系的政府的说明责任角度寻求信息公开法原理的观点，结果也就有了其被明确写进信息公开法第一条中的经过。

[17] 行政改革事务局OB会编《二十一世纪的日本行政》（1998年），41页以下。不仅如此，中川之所以提出法的支配，按照他的认识，是基于依法律行政原理的冀望已濒临崩溃危机，作为今后发展的方向，应当是寻求新的支柱，而这种新的支柱就是法的支配。换言之，在命令人民承担义务、限制其权利的时候，通常要有法律的规定，行政作用只有依照法律且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能实施。当然，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辻并不是从Dicey的法的支配三原则的具体内容出发对法治主义加以批判的，攻击的不是法治主义在法的制定过程以及制定法的内容方面的问题，因此，从行政法解释学的立场来看，柳濑认为辻提出的问题属于立法政策理论或者法律哲学的任务。连长期关注法的支配原理及其内容并从事行政程序统制研究的杉村敏正，[15]在其体系教科书中，[16]也是以法治主义为基本原理并使用在该原理上形成的法律概念展开其行政法理论的。日本国宪法以法的支配原理为基本支柱，法的支配与法治主义具有不同的法律内容。

[14] 藤田宙靖德国人的美国公法观（1986年），藤田·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上卷（2005年）134页指出，在日本行政法学中也可以广泛看到从法的支配原理出发对法治行政的批判。[34]由此观点出发，改正行政事件诉讼法中有关原告适格和当事人诉讼的新规定（原告适格判定时考虑事项的法定——九条二项的插入、四条中公法上确认诉讼的明确规定）值得受到积极评价。

对此，柳濑良榦从行政法学的立场出发加以反驳。此处所说的法是具体的裁判判决的结果，而不是抽象的法规范的结果（第三原则）。

[26] 盐野宏现代行政程序法的诸问题，参照盐野·法治主义的诸相，207页以下。即在1952年，行政学者辻清明发表了一篇从法的支配立场出发对标榜法治主义的日本行政法学进行批判的论文。

[17]在继之提出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2001年）中，法的支配这一用语一再出现，特别是在包含重新检讨行政事件诉讼法内容的对行政的司法审查的应有状态问题上，以下表述值得注意：从实现国民权利救济实效化的观点来看，关于行政作用监督机能的现状及其强化的对策问题，在贯穿行政全过程的同时，还要寻求在‘法的支配'基本理念下对司法与行政的各自作用进行综合的多角度的检讨。另外，参照前揭注10的文献。不过，该书中并没有使用法的支配一语。[13] 鹈饲信成法的支配，公法研究20号（1959年），16页。

具体而言，存在着规定刑事程序正当程序的宪法三十一条说和保障幸福追求权的十三条说之间的对立。不过，辻并没有讨论Dicey三原则的具体内容，而是着眼于Dicey对法这种对象所持的见解，对没有将法的内容及其制定过程作为问题的法治主义——此点后来也成为日本形式法治主义的表现——提出批判。

这一共识就是检讨会上所说的为法院提供更为开放的空间（open space）。日本在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时候（1993年），行政立法程序的导入被搁置下来。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交错现象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法制中都很突出，可以认为，日本对法治主义的讨论不只表现出日本公法学的特色，更具有普遍性意义。[35] 参照中川·前揭注[10]，43页、53页以下。

在日本，信息公开制度以实现以民主主义为终极根据的知的权利的形式为人们逐渐知晓，1998年信息公开法（关于行政机关持有信息的公开的法律）被制定出来。[8] 这样的行政处分观念以及针对行政处分的撤销诉讼制度，实际上在明治宪法下就被采用，是行政法学的核心法律概念。[23] 大滨启吉《法的支配与行政法》，盐野古稀纪念论集上卷（2001年），137页至此，日本的法治主义不能向法的支配全面转换的理由已经进行了考察，在此不再重复，不过，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原本不存在固有的近代法发展史的东亚各国，如何实现与外国法的交流一直就是近代化开始以来的课题。

当然，在行政指导和法律根据的关系上，还是从依法律行政原理出发进行检讨（287页以下），在论及更广泛的行政适正化的时候，法的支配被彻底单独使用，由此可以想见他仍是要让法治主义（依法律行政原理）与法的支配分担不同的职能。当然，在该论文中也认识到了在日本被强调的二者在法律秩序形成过程方面的差异，但也指出，这种差异不会出现通过创造比法的支配具有更高位阶的欧洲概念（überwölbender europäischer Begriff）的障碍（43页）。

这一共识就是检讨会上所说的为法院提供更为开放的空间（open space）。[43]相对而言，在日本，基于信息公开法制处于以前法治主义的行政法理论框架以外的认识，对将其导入宪法的正当化根据的探求被倾注了很大努力，而对其与法治主义关系的问题却以未进行充分讨论而告终。

[42-1] 常冈·前揭注[41]中指出，在为整备行政立法程序而由总务省设置的行政程序法检讨会就行政立法程序的目的问题，尽管将国民适度参与行政判断过程和确保行政运营公正和提高透明度相并列，但是在改正法中该观念被祛除，同时，在国会审议过程中，政府就与行政立法程序目的的关系进行的答辩既没有提到国民参加的问题，也没有进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36]中川的法的支配的意义基本上来自英美法，当某种法律制度（的适用）遭遇困难的时候，不是进行内在的克服，而是从外国法中寻找解决手段，这种日本法学常常存在的现象此处又一次被看到。